老长沙记忆里那些风靡全城的方言曲艺

  长沙方言在区域地理环境变化及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有历史进程中的时代特征，又保留有它本身独特的地方风情。长沙方言在继承历代传统语言文化的基础上，也吸收外来人员所带来的地方方言，使自身不断演变和发展，更加丰富多彩。

  长沙方言融合了外来方言文化，其内容渗透至人际交往、语言技巧，民间文化中的戏剧、曲艺、娱乐等各个方面。

  双簧，源于北京的一种民间曲艺节目，由两个演员配合表演，前面的一个演员用形体表演动作，藏在后面的一个演员或说或唱，两个人说唱动作要求合二为一，天衣无缝。说唱者必须要嗓子好，声音宏亮，使观众看着就好像是前面的演员一个人在自演自唱一样。演员表演时极尽插科打诨，逗笑观众。

  在表演双簧节目时，演员通常要穿上大褂等服饰，在前面的演员头发上需要梳理一个冲天炮式向上杵的辫子，束个红头绳，脸上用白粉扑成三花子状。这些化妆动作一般都是在表演的时侯当着观众的面，一边逗笑观众一边完成化妆。

  双簧后来归属于一种独立的曲艺节目形式流传至全国各地，长沙方言双簧也出现在本地舞台上。但长久以来，长沙方言双簧受演出场地和脚本少的影响，传播面小，在市民们中影响力也不大。

  上世纪50年代，长沙市曲艺艺术事业在政府的培育和扶持下，得到了良好的发展。1953年元月，长沙市群众艺术馆正式成立，并同时分别在东、南、西、北4区设立分馆。为辅导推动群众文艺活动，设立了曲艺创作表演等指导工作室。尤其是西区文化馆利用西区民间艺人较为集中和坡子街的火宫殿、药王街的“绿萍书场”与“可园”等演出活动场所多的优势，于1954 年，在西区群众业余剧团单独成立了曲艺队，聘请舒三和、彭延坤等名老艺人轮流演唱，并改编演出了不少老曲艺节目，推动了长沙方言曲艺艺术的发展，培养了出不少曲艺新秀。从此，长沙弹词、快板、相声、双簧等节目登上了全市职工文艺会演舞台，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

  在培育扶持曲艺艺术软件建设的同时，曲艺艺术表演所需的硬件（舞台场地）建设也如火如荼地进行。上世纪50年代初先后建立了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建筑工人俱乐部、北郊工人俱乐部、湖南省海员俱乐部、长沙铁路俱乐部等群众文艺活动场所，为广大职工和曲艺爱好者提供了舞台。1958年，又在黄兴中路大众游艺场内新建了一个专供长沙市曲艺队演出的曲艺厅。有了固定的演出场地后，长沙方言曲艺节目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快速的传播。各个工厂企业的职工文艺活动中，双簧也成为了热门节目。

  40余年前，正是在北郊工人俱乐部剧场，我第一次观看了双簧表演。那是由长沙羽毛厂两位职工合作表演的双簧节目。虽然是业余群众演员，可是他们的表演却十分精彩、专业，获得了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谢幕后，观众的掌声依然经久不息，直到两人重新再回到舞台开始加演，掌声才逐渐平息。

  他们精彩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留住这段美好的回忆，我满怀深情地撰写了《难忘北郊工人俱乐部，长沙北郊人曾经的乐园》，于2019年7月在城市记忆平台发表，文中详细描述了那段双簧精彩的表演。

  文章发表后，在老北郊人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呜，尤其使我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当年在北郊工人俱乐部舞台上双簧表演者竟也深情地留下了他阅读此文后的感慨。看过他和他曾经的搭档的留言，我才知道他当年虽然是业余演员，可是却已经是长沙市曲艺界的大哥大式的人物了。

  邹元智后来担任了长沙市曲艺协会副主席。其创作和表演的节目多次晋京汇报演出并获奖：

  1986年7月，由杨干音创作，邹元智、傅辰生赴京演出的相声《刘海与刘江》，参加由中国曲协和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业余相声电视邀请赛”，获“荧屏奖”和创作奖。

  1987年12月，“湖南省中青年曲艺会演”时，邹元智、刘宁生演出的相声《全家兵》获演出二等奖。

  在北郊工人俱乐部观看双簧表演距今己近半个世纪了，邹元智先生风趣幽默又富有磁性的语音，和观众爽朗的笑声，仍常常萦绕在我的耳边，双簧表演带给观众欢乐的一幕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至今回味无穷。

  1990年以后，长沙歌厅生意火爆。杨志淳、周卫星的双簧作品《打麻将》《打靶》和奇志大兵的双簧作品《洗脚城》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双簧节目，在长沙市各歌厅轮番上演，风趣幽默的语言与舞台上夸张的形体动作相结合，使精彩绝伦的长沙方言双簧表演大放异彩，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舞台效果，也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长沙方言双簧也就自然成为市民极度喜爱的曲艺节目了。

  长沙快板是一种传统曲艺节目，是用长沙方言诵唱的一种表演形式，俗称“莲花闹”或“莲花落”。

  莲花闹表演灵活自由，它可由一人演唱，也可二人对唱，在特殊年代的工厂、部队里也曾出现过三四个人演唱的“群口快板”和十几个人表演的“快板群”。快板莲花闹对演出场地没有特别要求。

  下面这段快板词是节选自快板《新旧南门口》，这是长沙市颇具代表性的方言快板之一：

  长沙方言快板《新旧南门口》是1963年，湖南群众艺术馆《湖南文艺》杂志编辑李子科先生创作的。这篇脍炙人口的长沙方言快板一经发表，便迅速传遍了长沙城，很多类型的群众文艺汇演纷纷竞相争演这一个节目。1964年3月，湖南省文化局、教育厅、总工会和共青团湖南省委联合举办“长沙、衡阳、株洲、湘潭四市群众业余文艺会演”，李子科创作的莲花闹《新旧南门口》获创作一等奖和演出二等奖。早在1959年1月，湖南省群众业余音乐舞蹈戏剧创作会演（全省有十四个曲艺节目参加），李子科创作的莲花闹《陈欢喜》就曾获一等奖。

  李子科先生后来也升任《湖南文艺》杂志副总编辑，兼任省群众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长沙市“歌厅文化”方兴未艾，本土笑星杨志淳对《新旧南门口》这部作品进行了改编，增加了许多方言笑料。使之更加风趣诙谐幽默，生活气息更加浓郁。

  综如上例，改编后的《新旧南门口》语言更加通俗易懂，口语活泼俏皮，脍炙人口，长沙人竞相模仿。

  杨志淳在各大歌舞厅轮番表演改编的方言快板《新旧南门口》，更是引起了轰动，受到观众们热烈欢迎。

  莲花闹曲目历史悠远长久，宋代已有流传，南宋释普济《五灯会元》中已有描述乞丐唱莲花闹乞讨的记载。“乞丐”一词，长沙方言称“告发子”，也称“叫花子”。元、明之际，演唱曲目逐渐增多，莲花闹并被杂剧所吸收，杂剧《金线池》《曲江池》均有“四季莲花落”穿插其中的记载。

  解放前，长沙莲花闹的艺人以流浪街头的告发子为主。早期莲花闹艺人的活动一般多以沿街乞讨为主，卖艺时手敲竹板，口头即兴编词。如讥笑乡里人进城不识路的狼狈相：

  莲花闹艺人也参与“赶酒”（婚丧嫁娶）和“赶会”，如灯会、龙舟会、庙会等表演活动。如遇有结婚喜庆，大告发子会先派一个口齿伶俐、长相清秀的小告发子上门，先打一段喜庆的莲花闹，求得主家打赏：

  主家听到眉清目秀的小告发子唱出如此精美喜庆和带来好兆头的莲花闹，必定心中大喜，于是会赶快派人取出好酒好菜，并送上一个大大的红包。大告发子收到礼品后，十几天都不会有告发子到主家门口转悠。打发打发即可皆大欢喜。

  如果遇到抠门的主家，大告发子自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他会召集帮里所有的小告发子，要他们蓬头垢面，手拿讨米棍、破饭碗到主家的门口和路口游动乞讨，或是唱一些不吉利的莲花闹，大煞主家喜庆风头。主家不得不重重打发，大告发才会罢休。

  对付这些抠门的主家，据说大告发子还有一绝招，那就是用法术“下雪山水”使主家办酒席时蒸茏里的饭永远蒸不熟，半生不熟的夹生饭会使抠门的主家后悔不已。当然，这只是民间传闻，当不得真了。

  据《湖南慈善档案》记载，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10月，长沙市人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收容安置乞丐就业工作，未成年人乞丐则被收容进孤儿教养院。大批成年乞丐被安置到市生产教养院所属各厂，华新砖厂、华新窑厂、华新粉厂、华新火柴厂等工厂工作（随着长沙市工业建设大规模的开展，市生产教养院所属各厂分别并入了长沙市六大工业小区）。这个迅速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他们中许多人以娴熟的长沙方言莲花闹的特长，成为单位业余文艺演出的骨干。在长沙市北郊工人俱乐部，建筑工人俱乐部等舞台上，在长沙市职工文艺调演大会上，在长沙市各类联欢庆祝大会上都有他们的身影，有的人还获得了市一级优秀节目奖。

  我认识其中一位叫肖力子的师傅。我曾听肖师傅说过他的乞丐生涯和与之息息相关的莲花闹。

  肖师傅说他本是一个孤儿，无名无姓。在长沙市政府收容乞丐登记姓名时，他仅清楚自己的小名叫“小栗子”，负责收容登记的是一位常德籍的战士，落实到他真的无名无姓后，就以常德话“小栗子”的谐音给他填上“肖力子”，这也就成为了他的正式大名。这些莲花闹和告发子的轶事正是出自于他的亲身经历。

  有一天，肖师傅再次说起了他的经历——沦为乞丐后他加入了北区城门口李大告发子的告发子群。他说告发子群确实有帮派，但并不像有些武侠小说里面描写的那么等级森严。实际上只是告发子们通过种种方式划分乞讨的街道和地段而已。在他很小的时李大告发就教会了他边打莲花闹边乞讨的丐帮技艺。

  他也参加过在北正街、湘春路上大户人家办红、白喜事酒席时赶场，每次李大告发总是首先派他上门唱莲花闹讨彩头。平日里则在湘春路、北正街一带打莲花闹沿街上门乞讨。他说乞讨时唱的莲花闹和告发子生活太凄凉太凄苦了，至今回忆起来，仍会忍不住眼泪双流。随后他哽咽着说：“唯愿人世间今后再没有可怜的告发子和凄凉的乞讨歌了。”

  快板莲花闹演唱时，表演者左手执两块上部用绳子串在一起的竹片合击，右手握一块竹板，击打左手竹板顶部，竹板会发出清脆的“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的声响。熟练者打竹板时会根据快板莲花闹词句内容需要的快慢速度，可敲出许多节奏不同的花样，那就是表演者的基本功了。

  快板、莲花闹的文词以七字句式为主，有时也有双字、三字头、四、八字联等灵活多样的句式。长沙快板、莲花闹说唱结合，快板莲花闹的唱腔属于韵诵与歌唱相结合的综合形式，融合评书逗笑谐趣的艺术手法，更加增强了快板莲花闹的艺术表现力。

  使用长沙方言和本土唱腔诵唱莲花闹，已成为长沙方言传统曲艺一个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节目了，当今在工厂、农村的群众演出和歌舞厅、商业演出活动中，仍然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在专业演出团体曲艺节目中也仍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上世纪50年代末，长沙北郊丝茅冲综合商场和饮食店门前有一块空闲平地，曾有一位老者白天在此摆小人书摊，夜晚利用那十几张矮脚长条板凳围成一个书场。每当夜幕即将降临时，老人支起两盞马蹄灯，在若明若暗的灯光下开始讲书说唱。我曾经多次陪外婆到他书场听书，听说唱。

  外婆是个戏迷，住织机街时常到黄金剧院看戏，搬到丝茅冲后去看戏不方便了，于是就改听说唱讲书了。外婆说这个说唱讲书原来叫“评弹”或“讲评”，是一个曲艺节目，现在改称为“长沙弹词”了。

  说唱的这位老者一头稀疏的白发，岁月沧桑在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一副饱经世事风霜的模样。只见他怀抱月琴，唱一句纯正的长沙方言说词后，又拨动琴弦，弹出“嘭哒嘭哒～嘭哒嘭哒～嘭哒嘭嘀嘭”的单调琴声，再接着唱下一句。他每晚的开场白基本都是同一首赞词：

  唱完开场曲后，接着就开讲演唱《说唐》或《岳飞传》《英烈传》《水浒》《杨家将》等长编曲目。我初识长沙弹词，印象十分深刻。

  长沙弹词俗称“讲评”，源于“道情”，是一种把故事编成韵语，以弦乐伴唱的曲艺艺术。清末杨恩寿在《坦园文录》中记述，同治年间长沙评书艺人张跛“以渔鼓唱道情，维妙维肖”。后来有了一人弹月琴，一人以渔鼓筒和小钹击节，二人对唱的渔鼓道情，演唱内容从“劝世文”发展到说唱历史故事。评书也是曲艺的一支，以讲述《三国演义》《水浒》等历史故事为主。

  上世纪50年代后，将用长沙方言说唱的评书定名为“长沙弹词”，也称长沙道情。说唱者怀抱一把月琴(长沙人俗称“嘭嘀嘭”)，一口地道长沙方言说唱道情，市井俗事、圣贤经典、革命故事、小说名篇尽在长沙弹词说唱中，是传播长沙民俗文化最直接的一种艺术形式。

  长沙曲艺说唱艺术历史悠远长久。据史料记载，长沙在南宋时即有曲艺演唱活动，清光绪三年（1877）长沙弹词艺人组织成立永定八仙会亦名“湘子会”，会址设长沙市堤下街，艺人需先入会，并交纳会费，领取刻有“永定八仙”四个字和编号的小铜牌挂在月琴上，方可开书场说唱讲评营业。

  民国时期。长沙评弹艺人舒三和在传统讲评的基础上，改编当地故事、事件编成通俗易懂的唱词，用长沙方言演唱，创造独具风格的唱法。演唱内容，或表彰正义，或贬斥邪恶，或讽刺权贵或针砭时弊，嘻笑怒骂，痛快淋漓，深受民众欢迎。他的唱腔很有特点，吸收了地方戏曲和民间曲调的声腔，增强了弹词的表现力。舒三和的演唱风格模式为长沙弹词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舒三和，1927年开始在长沙大西门固定书场与人合作“坐棚”演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组织曲艺、清唱艺人成立长沙市杂剧抗敌宣传队，担任总队副，带领艺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配合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编写《斗倒恶霸戴金松》《东郭救狼》《井冈山》等近百篇新型曲目。

  1958年8月，舒三和带着长沙弹词《贺庆莲》《武松打虎》等曲目，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受到与会代表和北京听众的好评。舒三和还到向中央首长作了汇报演出。在会演期间召开的中国曲艺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舒三和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国曲协第一届理事，这是长沙市曲艺作者第一次进入全国曲协的领导机构。舒三和曾担任长沙市曲协主席、省曲协主席、全国曲协理事、省政协常委、市文联常委等职务。

  从此，长沙市弹词曲艺事业也进入了昌盛时期。但好景不长，至改革开放前，长沙市所有曲艺团、队均被解散，大众游艺场曲艺厅被撤销。长沙市曲艺界仅剩20余位弹词说唱艺人，长沙弹词曲艺事业陷入低谷。

  改革开放后，长沙曲艺事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弹词说唱艺人纷纷重操旧业，一时间长沙城内出现了县正街、燕子岭、水月林、坡子街、黎家坡、贾谊祠、三王街、东站路、砚瓦池、识字岭、湘春街、劳动新村、马益顺巷、解放四村等20多个书场，每天下午和晚上，书场门庭若市，聚集品茶听书的不下百人。

  弹词说唱艺人彭延昆、黄仲甫等人成为这些书场的主角。他们手执琴弦鼓板，为久别弹词说唱曲艺的长沙听众再展歌喉。为了丰富上演曲目，弹词说唱艺人们在说唱长篇书目中，引进港台新版武侠小说，如《白发魔女传》《书剑恩仇录》《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等，这些书目虽不出英雄落难、侠女情仇的俗套，但书中十八般武艺的描写，和不乏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内容，为听众在文化休息中耳目一新。弹词说唱艺人们兴奋的称这一时期不愧为长沙曲艺界的第二个春天。

  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经济发展大潮，80年代中期，人们的欣赏和娱乐兴趣发生了很大变化，歌厅、舞厅、录像厅等文化娱乐场所遍及长沙市的大街小巷，在简陋书场以琴伴曲的弹词说唱演出，无法与这种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新兴文化活动相抗衡。一度蓬勃兴起的20多个民间书场，顿时门庭冷落车马稀，数十名弹词说唱艺人不得不停腔歇板，从而结束了长沙民间弹词说唱曲艺在书场演出的历史。

  在弹词曲艺事业陷入低谷之时，长沙弹词大师彭延昆又为长沙弹词艺术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他通过参加湖南有线电视台举办的“湘音语”曲艺比赛的形式，将听众久疏的民间弹词说唱艺术又送进了千家万户，使湖南三大曲种之一的长沙弹词未成绝唱。

  彭延昆曾担任湖南省曲艺家协会荣誉主席、长沙市文联兼职副主席、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彭延昆对长沙弹词主要有两大贡献：一是博采众长，融化运用，自创“滥腔”，使长沙弹词的韵味更为深长；二是极大地发扬了长沙弹词即兴演唱的功能，他在许多场合，能够准确的通过当时的情景，将正在发生的事进行即兴弹唱，很有现场感，更可以现场嘉宾为题，即兴清唱一曲，博得满堂喝彩。

  多年来，彭延昆在火宫殿等地的表演形成了他独自的经典形象：怀抱月琴，戴着墨镜，操着长沙方言，伴着板韵说古道今，说唱传统曲目《岳飞传》，编创新曲目《野火春风斗古城》和《烈火金刚》，享有长沙弹词“活化石”之誉。

  他创作演唱的弹词曲目多次获得各项大奖：1958年5月，他以曲目《曹大嫂》获湖南省曲艺、木偶、皮影艺术会演二等奖；1959年11月，演唱的弹词曲目《我们的今天》《武松怒打观音堂》在湖南省盲人曲艺会演中双获一等奖；1980年3月，由他配曲的弹词曲目《骂男人》，在“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演出”中获编曲二等奖；1987年12月，由他配曲的弹词节目《一块马肉》在“湖南省青年曲艺会演”中获二等编曲奖。1996年9月，彭延昆在湖南有线电视台举办的“湘音语”曲艺比赛中，以传统曲目《武松怒打观音堂》和新编曲目《游长沙》再现于荧屏。

  晚年，彭延昆致力于长沙弹词的抢救整理和传承。他一个个地寻找当年和自己一块唱长沙弹词的老艺人，录下一些经典的弹词唱段，制成光碟。他谆谆教诲出一大批弟子，有李迪辉、任军（大兵）、黎瑞华、雷济菁等，使长沙弹词余脉相承。

  2006年，长沙弹词被确定为湖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08年，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并且不断推陈出新。人们对娱乐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古老传统的长沙弹词逐渐失去了观众，也失去了市场，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沙弹词大师彭延昆亲传大弟子李迪辉继承了长沙弹词的精髓，并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独特的用长沙方言说唱道白，加一人演奏多种乐器的曲种——单人锣鼓。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观看过李迪辉先生的单人锣鼓表演。在我撰写的《难忘北郊工人俱乐部，长沙北郊人曾经的乐园 》一文中曾有过描述。

  单人锣鼓是湖南省著名的曲艺品牌，是湖南曲坛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居湖湘曲苑说唱艺术之前列，在海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

  单人锣鼓说唱形式源于皮影戏。皮影戏因演出时演员少，往往一人兼任几个角色，譬如一人打锣击鼓还要加伴唱，湖南称这种演出形式为“一把抓”。起初，单人锣鼓只有锣、鼓、钹等几件简单的打击乐器，表演时也只需演员用手、脚操作即可。后来在李迪辉的研创下，逐渐形成为表演者一个人操作多种乐器，吹、拉，弹、唱、说相结合的一种叙述故事的曲艺形式。它以奇取胜，是湖南独有的曲艺品牌节目，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李迪辉出身于艺术世家、戏曲科班，首先师从花鼓戏大师何冬保学唱花鼓戏，从此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李迪辉先后在华容县花鼓戏剧团、皮影队、曲艺团工作，多个艺术剧种的养分，造就了他吹拉弹唱的多样才干。后又拜长沙弹词大师彭延昆为师专攻曲艺说唱。

  几十年来，李迪辉承前启后，博采众长，把戏曲曲牌、民间吹打、民歌小调及现代音乐和曲艺说唱融为一体，独树一帜，让单人锣鼓说唱这门古老艺术再获新生。

  李迪辉自己设计，在不锈钢制成的扇形组合折叠锣鼓架上巧妙地安装了15件锣鼓以及大川钹、二胡、唢呐、笛子等十几件乐器。他还增加了电子琴、电声效果，使乐器的音色更为丰富完美，使其既具有传统特色又能跟上时代新需求。加上他能编、能配、能导、能演，因此继承和创作了不少中长篇传统和现代曲目，也写出了很多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群众的好段子。特别是他在现场编唱表演，能将实情实景即兴描述，说唱得淋漓尽致。即兴发挥，更是妙趣横生，每一次都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得到好评。在全国曲艺会演时，单人锣鼓曾代表湖南参加调演，一举轰动京城，每一场演出都获得高度的评价和热烈掌声。

  李迪辉目前一个人能操作64件乐器，同时通过吹、打、弹、踏、拉、说、唱、倒、串、表的综合手法，操作他自创的“全能锣鼓“，仅凭其一人运用嘴、手、肘、腕、腿、膝等部位，分别演奏锣、鼓、二胡、笛子等乐器。精彩的方言说唱叙述故事和热闹辉煌的各种乐器演奏，使观众获得了听觉，视觉全方位的享受。其演唱风格“似唱似说，似说似唱，说唱有板，按字行腔”，听得观众们如醉如痴，从而让一个人一台戏的经典节目呈现在观众眼前。

  李迪辉曾随文化部艺术代表团赴波兰参加国际民间艺术比赛，荣获七项国际大奖。出访欧洲、日本等国家演出时，单人锣鼓被外国朋友誉为“神奇的锣鼓机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曲苑杂坛》《欢聚一堂》等栏目都称他的艺术为“华夏一绝”。

  “远听一台戏，近看一个人。”李迪辉单人表演的锣鼓说唱，在曲坛艺苑留下了精彩的一页。